第1223章 方孝孺朋友
“唉，新政被废，乃老夫一生之痛。”
范仲淹发出了重重的长叹。
江逸郑重地看向他，心情同样不太好：“先祖所倡导的庆历新政，其中第一条就是澄清吏治。”
“仁宗时，官吏升迁采用“磨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
“无错，老夫因此提出澄清吏治之策，主张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吏，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吏；并规定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范仲淹憧憬道：“若能如此，大宋何尝不兴，百姓何愁不能安乐？”
“再就是抑制侥幸，我大宋自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居然有二十余人！”
江逸深表赞同：“宋朝的恩荫制度的确很夸张离谱。”
“后世史书记载，这个制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当了官，那么子孙以及其他的亲族都可以乘恩受封。”
“因此，在宋朝的官宦场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十分奇妙的现象。”
江逸心念一动，时空之镜骤然生成。
一座崭新的大院映入眼帘，大院里聚集了许多了青年男子，各个皆穿着吏服，他们坐在院子里四仰八叉，喝酒放纵，畅谈今天又拿了多少金银珠宝。
“这些都是来源于一个家族的官吏，晚辈认为，宋朝最混乱离谱的地方就是这里，很多的大臣和诗人、大儒等名人之间都有着血缘关系。”
“他们在朝堂和地方争来争去，严格来说都属于亲戚吵架，导致宋朝一整个官吏从上到下的氛围，都更像是几大家族之间在瓜分天下。”
范仲淹闻言神色更加沉重，他没想到，最后和自己有着共同见解的，居然会是自己的后辈。
他多想仁宗也能无条件地理解他，支持他啊。
可惜，他终究没有遇到秦孝公。
敢于无条件地相信变法重臣，用君权给予他最大的支持，这样的人，翻遍整个历史都很难找到几个。
“唉，虽说在大宋之前，恩荫制度就已经存在了，但大宋对这项制度实在太过推崇。”
范仲淹摇头叹息。
江逸深表赞同，汉朝恩荫针对的基本上都只有基本上就只有同一个母亲的亲生兄弟和儿子。
这样的范围，在封建时代，倒也算是合理。
到了唐朝时，恩荫制度的范围就又大了一些，家里一个人有功的话，那么他的子孙，甚至是重孙曾孙都可以受到恩惠。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都说光宗耀祖这四个字。
一旦你对国家有功，那真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个宗族都跟着你享受天恩，族谱都得给你单开一页。
封建时代基本都是如此，一荣俱荣，一辱，诛九族。
当然，如果你是方孝孺朋友，那就惨了，很不幸你在十族之内。
恩荫制度在宋朝可以说是发展到病态级了，一个对国家有功的臣子去世之后，竟然一下子可以推恩二十多号人，可想而知整个宋朝的官吏氛围。
范仲淹看出了这点，于是他提出了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的做法。
可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他这个举措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让许多优秀的官吏有了更好的晋升之路，但得罪了不少世家贵族。
试想一下，在这样一个制度已经成型泛滥的时代，在一朝臣子皆为家族掌控的时代，有这么一个人，敢于为了百姓站出来，去对抗这个时代的洪流，何其可敬？
时空之镜画面一转，出现了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的一幕。
此时，大宋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
范仲淹坐在案桌上，翻阅各路转运按察使的班簿。
他拿起毛笔，发现有不称职的，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打了个“X”。
夸张的是，这里居然大多数同姓。
旁边，下臣富弼十分担忧地说：“你这几笔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毫不犹豫地说：“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推行新政势在必行，百姓应当有称职的父母官，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
“你不怕得罪人么？你知道这几笔下去，可把这家彻底得罪死了？”
“新政推行哪次不是大刀阔斧，若能救百姓和江山于水火之中，我范仲淹死有何憾！”
范仲淹的笔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眼里没有什么世家大族，只有那些不合格的，对百姓不好的恶吏。
“先祖，你真的不怕么？”江逸好奇地问。
范仲淹抚须笑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惧之有？”
“百姓不开心，老夫就不开心，老夫的开心和安逸，岂能建立在百姓的水深火热之上？”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祖您做到了。”
江逸由衷说道。
“老夫，真的做到了吗？”范仲淹苦笑。
江逸坚定点头道：“您当然做到了！”
“您推行的新政中，除去整肃吏治之外，还有富国强兵，其中包括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您主张减轻人民徭役，主要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宋代皇帝一般三年一郊祀，照例要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多未彻底施行，也是您要求取信于民，让百姓们能够从重压之中得以解脱。”
“您，真正做到了在朝为人民，在野系家国。”
“可是，它失败了，那些奸臣说我私设朋党，仅过了一年，老夫就被罢去了参知政事，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新法根本没能改变大宋这个国家！”
“不，不是新法没能改变，而是老夫和其他那些忠于大宋的臣子没能为百姓多做些事情啊！”
范仲淹眼含热泪道：“老夫一生都想要让百姓好过一些，可大宋这臣僚体系，早晚有一日必为大患！”
“如今大宋内忧外患，若再如此下去，如何了得，如何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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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发出了重重的长叹。
江逸郑重地看向他，心情同样不太好：“先祖所倡导的庆历新政，其中第一条就是澄清吏治。”
“仁宗时，官吏升迁采用“磨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
“无错，老夫因此提出澄清吏治之策，主张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吏，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吏；并规定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范仲淹憧憬道：“若能如此，大宋何尝不兴，百姓何愁不能安乐？”
“再就是抑制侥幸，我大宋自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居然有二十余人！”
江逸深表赞同：“宋朝的恩荫制度的确很夸张离谱。”
“后世史书记载，这个制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当了官，那么子孙以及其他的亲族都可以乘恩受封。”
“因此，在宋朝的官宦场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十分奇妙的现象。”
江逸心念一动，时空之镜骤然生成。
一座崭新的大院映入眼帘，大院里聚集了许多了青年男子，各个皆穿着吏服，他们坐在院子里四仰八叉，喝酒放纵，畅谈今天又拿了多少金银珠宝。
“这些都是来源于一个家族的官吏，晚辈认为，宋朝最混乱离谱的地方就是这里，很多的大臣和诗人、大儒等名人之间都有着血缘关系。”
“他们在朝堂和地方争来争去，严格来说都属于亲戚吵架，导致宋朝一整个官吏从上到下的氛围，都更像是几大家族之间在瓜分天下。”
范仲淹闻言神色更加沉重，他没想到，最后和自己有着共同见解的，居然会是自己的后辈。
他多想仁宗也能无条件地理解他，支持他啊。
可惜，他终究没有遇到秦孝公。
敢于无条件地相信变法重臣，用君权给予他最大的支持，这样的人，翻遍整个历史都很难找到几个。
“唉，虽说在大宋之前，恩荫制度就已经存在了，但大宋对这项制度实在太过推崇。”
范仲淹摇头叹息。
江逸深表赞同，汉朝恩荫针对的基本上都只有基本上就只有同一个母亲的亲生兄弟和儿子。
这样的范围，在封建时代，倒也算是合理。
到了唐朝时，恩荫制度的范围就又大了一些，家里一个人有功的话，那么他的子孙，甚至是重孙曾孙都可以受到恩惠。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都说光宗耀祖这四个字。
一旦你对国家有功，那真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个宗族都跟着你享受天恩，族谱都得给你单开一页。
封建时代基本都是如此，一荣俱荣，一辱，诛九族。
当然，如果你是方孝孺朋友，那就惨了，很不幸你在十族之内。
恩荫制度在宋朝可以说是发展到病态级了，一个对国家有功的臣子去世之后，竟然一下子可以推恩二十多号人，可想而知整个宋朝的官吏氛围。
范仲淹看出了这点，于是他提出了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的做法。
可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他这个举措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让许多优秀的官吏有了更好的晋升之路，但得罪了不少世家贵族。
试想一下，在这样一个制度已经成型泛滥的时代，在一朝臣子皆为家族掌控的时代，有这么一个人，敢于为了百姓站出来，去对抗这个时代的洪流，何其可敬？
时空之镜画面一转，出现了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的一幕。
此时，大宋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
范仲淹坐在案桌上，翻阅各路转运按察使的班簿。
他拿起毛笔，发现有不称职的，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打了个“X”。
夸张的是，这里居然大多数同姓。
旁边，下臣富弼十分担忧地说：“你这几笔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毫不犹豫地说：“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推行新政势在必行，百姓应当有称职的父母官，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
“你不怕得罪人么？你知道这几笔下去，可把这家彻底得罪死了？”
“新政推行哪次不是大刀阔斧，若能救百姓和江山于水火之中，我范仲淹死有何憾！”
范仲淹的笔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眼里没有什么世家大族，只有那些不合格的，对百姓不好的恶吏。
“先祖，你真的不怕么？”江逸好奇地问。
范仲淹抚须笑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惧之有？”
“百姓不开心，老夫就不开心，老夫的开心和安逸，岂能建立在百姓的水深火热之上？”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祖您做到了。”
江逸由衷说道。
“老夫，真的做到了吗？”范仲淹苦笑。
江逸坚定点头道：“您当然做到了！”
“您推行的新政中，除去整肃吏治之外，还有富国强兵，其中包括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您主张减轻人民徭役，主要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宋代皇帝一般三年一郊祀，照例要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多未彻底施行，也是您要求取信于民，让百姓们能够从重压之中得以解脱。”
“您，真正做到了在朝为人民，在野系家国。”
“可是，它失败了，那些奸臣说我私设朋党，仅过了一年，老夫就被罢去了参知政事，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新法根本没能改变大宋这个国家！”
“不，不是新法没能改变，而是老夫和其他那些忠于大宋的臣子没能为百姓多做些事情啊！”
范仲淹眼含热泪道：“老夫一生都想要让百姓好过一些，可大宋这臣僚体系，早晚有一日必为大患！”
“如今大宋内忧外患，若再如此下去，如何了得，如何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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