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4章 江南赋税之争
以李景隆为例，他是洪武老臣，又是淮西武勋，在建文朝也被重用过，更是因为开金水门之功成了靖难功臣，被朱棣用来压制丘福这些新贵，谁能讲清楚李景隆属于那个势力？
听完李景隆的话，李云睿点了点头，想了想之后，问道，“那老豆，南京城的势力到底怎么分？”
“亏你还自诩做生意天下第一……”李景隆看了看李云睿，说道，“你自己整天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利益！所有势力的背后，都是利益！”
听了李景隆的话，李云睿想抽自己两巴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问吗？每一种势力的背后，都是利益作祟，有什么样的利益，就决定了人的立场。
“在朝堂上有各种各样的利益，但去繁就简，大明的利益就那么几块，军权、升迁、漕运、赋税。”李景隆继续说道，“军权的争夺有两点，一是主导权的文武之争，一是管理权的淮西勋贵与靖难新贵之争。”
自古以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这个道理身为大明开创者的朱元璋自然知道，因此大明建国时，朱元璋广纳贤才，提高文人地位，推出了浙东集团来提升国家的管理水平。然而文人的尿性，就是从来都看不起武夫，因为他们深知武将权力膨胀所带来的危害。
于是，浙东集团的文人就利用朱元璋对武将的防范心理，开始在朝堂上鼓吹学习前宋，实行以文御武的策略。
然而朱元璋是雄主，深知文武制衡的道理，自然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提出了以武御武的方式：“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大意就是地方驻军由都司管理，京城附近驻军由五军都督府管理，上十二卫由天子直属，断了文人的念想。
后来建文帝登基后，文官地位变得很高，他们又屡次在朝堂提出以文御武的事情，但因为当时的大环境，朱允炆根本不敢跟武将集团炸刺，否则武将反手就把朱允炆卖了。
到了朱棣上台，文官们又看到了希望，因为朱棣开始重用太监，派出了无数的太监到军队当监军，这就说明朱棣不信任武将，于是文官们又开始重提以文御武的事。然而，朱棣是造反起家，非常看重自己手里的军权，肯定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
文官们相信一句话，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脚挖不倒，时不时地游说当政者，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愿望，他们也的确在土木堡之变后，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是后话。
因此大明文武之间关于军队主导权的争斗，从来未停歇过。
至于军队的管理权，那就是五军都督府中，各个都督府内部的争斗了。按照规矩，五军都督府中的都督都是由公、侯、伯、驸马来担任。朱棣登基之后，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来的都督都换掉，只能徐徐图之，这就导致了五军都督府之间的内部斗争。
“我老丈人已经交出了军权，无论是军队的主导权和管理权的争斗，都与他无关了！”李云睿听了李景隆的阐述之后，想了想，说道，“这一点应该排除！”
李景隆点了点头，说道，“的确如此，梅驸马这几年深居简出，应该与此无关。”
紧接着，李景隆又分析了官员升迁和漕运利益，这两点也李云睿被排除在外。
“剩下一点就是赋税！”李景隆低头想了想，继续说道，“自太祖建国以来，赋税之争一直聚焦在江南赋税的税率……”
朱元璋建立大明，在制定赋税政策时，制定了极低的田赋税率，并令全国各省、府将所收税赋刻在石板之上，以洪武二十六年为田赋总数三千两百万石为定额，朱元璋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之后，大明的田赋总额就在三千万石上下徘徊。
这个田赋税率在什么水平呢？大明建国后，做过鱼鳞图册，用来登记天下丁口和土地，总共统计下来有亿亩，除去官田、宗室、卫所所占的土地，以亩产一石的水平来算，税率大约在5%左右。
可以这么说，这个税率算是良心税率了，就算百姓还要种桑、棉、麻等作物，这个税率也不会超过收入的一成。
但这个田赋税率有个BUG，那就是江南地区的赋税税率上。
洪武二十六年，江南八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应天）征收米麦686万石，占大明当年总税粮的四分之一，亩产赋税税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说别人的税赋在5%，江南地区的税赋在20%。
历史上，很多人都说朱元璋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这么高的税率，是因为江南八府的百姓在朱元璋跟张士诚争天下时，支持张士诚，这么说就有点唯心主义、阴谋论了。
朱元璋好歹也是个雄主，心胸岂会如此狭窄？更何况他是底层贫民出身，非常体恤底层百姓，不会无缘无故的压迫百姓。他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较高的税率，完全是因为江南地区有丰富的水力资源，百姓有超高的耕种技术，粮食收成远高于其他省份。
史书有记载，明朝时“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百姓的耕种技术之高。当时，松江府有470万亩地，能产900多万石水稻，平均2石一亩，这个产量可以说冠绝大明。要知道，这470万亩土地，还要种无数的桑、棉、麻……
有这样骄人的粮食收成，朱元璋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于是乎江南地区的百姓，妥妥地成了大明帝国的“奶牛”！
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江南百姓自然对这种政策感到不满，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游说朝臣，鼓动他们上书降低江南赋税。
朱元璋在世，肯定不会答应；朱允炆上台，降了江南的赋税；朱棣上台，反手把江南赋税给恢复了，理由很简单，朱允炆是伪帝，朱棣连建文的年号都改成洪武年，怎么还会让朱允炆的命令横行于世？
当然，朱棣也并不是真的如此肤浅，他好歹也是雄主，论眼光、论谋略、论格局绝不输给他爹朱元璋。朱棣心里很清楚，江南之地的赋税对大明的重要性。四年靖难之役，把从北京到南京的沿途各地都给打烂了，民生要想恢复过来，谈何容易？不靠着江南之地的赋税来支应朝廷开支，估计朝廷就会垮了。
到了永乐后期，江南地区开始抗税，原因有两个。
一是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平，江南一地的赋税要运到北京，要知道从江南到北京几千里水路，一路之上人吃马嚼，再加上各地官员上下其手，如果再遇上暴雨、水灾，这些损失都要百姓来承担，这无形中增加了百姓很多开支。
二是交税的人数开始变少，为了笼络读书人，朱元璋制定了一些优免政策，比如秀才以上功名者，可以优免丁税。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只优免丁役，赋税该交还得交。但到了执行层面，这个规矩就变成了秀才以上功名者，不需要服丁役，交田赋，于是就有人开始投献土地到读书人名下。
江南之地的读书人都是牲口，读书那叫一个好，考个秀才、举人跟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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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李景隆的话，李云睿点了点头，想了想之后，问道，“那老豆，南京城的势力到底怎么分？”
“亏你还自诩做生意天下第一……”李景隆看了看李云睿，说道，“你自己整天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利益！所有势力的背后，都是利益！”
听了李景隆的话，李云睿想抽自己两巴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问吗？每一种势力的背后，都是利益作祟，有什么样的利益，就决定了人的立场。
“在朝堂上有各种各样的利益，但去繁就简，大明的利益就那么几块，军权、升迁、漕运、赋税。”李景隆继续说道，“军权的争夺有两点，一是主导权的文武之争，一是管理权的淮西勋贵与靖难新贵之争。”
自古以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这个道理身为大明开创者的朱元璋自然知道，因此大明建国时，朱元璋广纳贤才，提高文人地位，推出了浙东集团来提升国家的管理水平。然而文人的尿性，就是从来都看不起武夫，因为他们深知武将权力膨胀所带来的危害。
于是，浙东集团的文人就利用朱元璋对武将的防范心理，开始在朝堂上鼓吹学习前宋，实行以文御武的策略。
然而朱元璋是雄主，深知文武制衡的道理，自然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提出了以武御武的方式：“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大意就是地方驻军由都司管理，京城附近驻军由五军都督府管理，上十二卫由天子直属，断了文人的念想。
后来建文帝登基后，文官地位变得很高，他们又屡次在朝堂提出以文御武的事情，但因为当时的大环境，朱允炆根本不敢跟武将集团炸刺，否则武将反手就把朱允炆卖了。
到了朱棣上台，文官们又看到了希望，因为朱棣开始重用太监，派出了无数的太监到军队当监军，这就说明朱棣不信任武将，于是文官们又开始重提以文御武的事。然而，朱棣是造反起家，非常看重自己手里的军权，肯定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
文官们相信一句话，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脚挖不倒，时不时地游说当政者，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愿望，他们也的确在土木堡之变后，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是后话。
因此大明文武之间关于军队主导权的争斗，从来未停歇过。
至于军队的管理权，那就是五军都督府中，各个都督府内部的争斗了。按照规矩，五军都督府中的都督都是由公、侯、伯、驸马来担任。朱棣登基之后，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来的都督都换掉，只能徐徐图之，这就导致了五军都督府之间的内部斗争。
“我老丈人已经交出了军权，无论是军队的主导权和管理权的争斗，都与他无关了！”李云睿听了李景隆的阐述之后，想了想，说道，“这一点应该排除！”
李景隆点了点头，说道，“的确如此，梅驸马这几年深居简出，应该与此无关。”
紧接着，李景隆又分析了官员升迁和漕运利益，这两点也李云睿被排除在外。
“剩下一点就是赋税！”李景隆低头想了想，继续说道，“自太祖建国以来，赋税之争一直聚焦在江南赋税的税率……”
朱元璋建立大明，在制定赋税政策时，制定了极低的田赋税率，并令全国各省、府将所收税赋刻在石板之上，以洪武二十六年为田赋总数三千两百万石为定额，朱元璋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之后，大明的田赋总额就在三千万石上下徘徊。
这个田赋税率在什么水平呢？大明建国后，做过鱼鳞图册，用来登记天下丁口和土地，总共统计下来有亿亩，除去官田、宗室、卫所所占的土地，以亩产一石的水平来算，税率大约在5%左右。
可以这么说，这个税率算是良心税率了，就算百姓还要种桑、棉、麻等作物，这个税率也不会超过收入的一成。
但这个田赋税率有个BUG，那就是江南地区的赋税税率上。
洪武二十六年，江南八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应天）征收米麦686万石，占大明当年总税粮的四分之一，亩产赋税税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说别人的税赋在5%，江南地区的税赋在20%。
历史上，很多人都说朱元璋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这么高的税率，是因为江南八府的百姓在朱元璋跟张士诚争天下时，支持张士诚，这么说就有点唯心主义、阴谋论了。
朱元璋好歹也是个雄主，心胸岂会如此狭窄？更何况他是底层贫民出身，非常体恤底层百姓，不会无缘无故的压迫百姓。他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较高的税率，完全是因为江南地区有丰富的水力资源，百姓有超高的耕种技术，粮食收成远高于其他省份。
史书有记载，明朝时“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百姓的耕种技术之高。当时，松江府有470万亩地，能产900多万石水稻，平均2石一亩，这个产量可以说冠绝大明。要知道，这470万亩土地，还要种无数的桑、棉、麻……
有这样骄人的粮食收成，朱元璋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于是乎江南地区的百姓，妥妥地成了大明帝国的“奶牛”！
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江南百姓自然对这种政策感到不满，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游说朝臣，鼓动他们上书降低江南赋税。
朱元璋在世，肯定不会答应；朱允炆上台，降了江南的赋税；朱棣上台，反手把江南赋税给恢复了，理由很简单，朱允炆是伪帝，朱棣连建文的年号都改成洪武年，怎么还会让朱允炆的命令横行于世？
当然，朱棣也并不是真的如此肤浅，他好歹也是雄主，论眼光、论谋略、论格局绝不输给他爹朱元璋。朱棣心里很清楚，江南之地的赋税对大明的重要性。四年靖难之役，把从北京到南京的沿途各地都给打烂了，民生要想恢复过来，谈何容易？不靠着江南之地的赋税来支应朝廷开支，估计朝廷就会垮了。
到了永乐后期，江南地区开始抗税，原因有两个。
一是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平，江南一地的赋税要运到北京，要知道从江南到北京几千里水路，一路之上人吃马嚼，再加上各地官员上下其手，如果再遇上暴雨、水灾，这些损失都要百姓来承担，这无形中增加了百姓很多开支。
二是交税的人数开始变少，为了笼络读书人，朱元璋制定了一些优免政策，比如秀才以上功名者，可以优免丁税。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只优免丁役，赋税该交还得交。但到了执行层面，这个规矩就变成了秀才以上功名者，不需要服丁役，交田赋，于是就有人开始投献土地到读书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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